《
中國兵家管理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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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的概況和特徵
第一節 重權謀而忌妄動
第二節 講陰陽而棄混沌
第三節 施五行而避一神
第四節 倡技巧而諱狂暴
第五節 主治心而持煉性
第六節 推奇正而止敵詭
第七節 明將道而舉賢德
第八節 勵士自強而嚴賞罰
第九節 縱橫並間而運明暗
第十節 糧草先行而動兵馬
第十章 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的一般研究和應用
第一節 中國兵家管理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和影響
第二節 國外研究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的概況
第三節 關於非兵家管理思想的若干思考
附 錄 毛澤東對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後 記：
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研究正成爲現今國內外管理學界十分矚目的領域。這些年來，人們從不同的學術和應用角度，對中國兵家管理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探求，新著並出，雄文爭輝，各標異幟，奠定了 “ 兵 ” 管理及其思想是人類一般管理科學組成部分的學科基石。拙著有幸忝列其中，僅盡添土固基之心。
值此《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甫稿之際，我想借此機會向對本書撰寫給予支援、幫助和指導的同志們表示誠摯的感激之情。
本書的作者由我署名，但是，實際上該稿整個框架、邏輯結構、觀點確定、材料運用等都是在陳炳富先生指導下完成的。陳炳富先生是南開大學管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顧年事已高，對我悉心點撥。在此，再表敬意。
上海人民出版社張志國先生和羅湘女士對本書的撰寫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毛澤東對中國兵家管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作爲拙著附錄，就是張志國先生提出的。特此申明和感謝。
我出身於工業企業，未經歷戎行和嚴格的軍事理論學習，竟貿然闖入兵家，談權論謀，曠說陰陽，難免失筆之譏。寫作中，每行文結句，總有投足薄冰之慮。書中錯誤不當之處，
敬乞方家斧正
劉雲柏
1990年11月24日
于蘇州企業管理研究所
請讀片斷：
從文獻和甲骨文資料來看，商朝爲了適應日益發達的戰爭決策指揮功能和態勢，設官分職，有司馬、亞、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多馬、菔、多謝、衛、多犬、戍、五族戌等等，另外，還設內服和外服。所謂 “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百姓、裏居（君） ” ；這些官員對外從事征戰掠奪，對內鎮壓奴隸反抗。同時，商對軍事決策管理活動進行了法典化，設立各項專門的軍事管理制度。所謂 “ 殷因于夏禮，所損蓋可知也 ” （《論語·威靈王》），夏王朝的軍事管理典規律令爲商所繼承，商王朝對作戰決策 的命令、訓、誥、誓等都有法律效力。盤庚將遷殷時，一部分人不從，盤庚採取了軍事法規的形式， “ 以常舊服正法度 ” ，並宣佈： “ 無有遠邇，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 （《史記·殷本紀》）。高度軍事化的商王朝雖尚法詔，然而一切還是 “ 聽予一人之作猷 ” ，說明商王作爲軍事最高首腦掌握著軍法和管理規範的立法權和司法權。周朝軍事管理更嚴密、複雜，子姬武王相應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對策。首先實行分封制。把王畿以外的地方，封給各個諸侯，自建邦國。所封諸侯：第一，同姓諸侯；第二，功臣名將；第三，古帝王之後。從軍事組織管理上考察，受封各諸侯，要向周天子擔負鎮守疆土、捍衛王室、交納貢稅、朝覲述職等管理職能和義務。在軍事人事管理上，周的王族和貴族，變成了各級軍事指揮的官吏，普通成年男子成爲職業士兵，接受軍事訓練和文化技能教育。在軍事管理法規上， “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 。《九刑》的內容雖不得其詳，但其維持周王朝軍隊的紀律，保證軍事機器正常的運行，劃分或確保各職能部門的管理許可權等，則是必然的，而且往往借天命、上帝以刑人。
戰爭管理文化。
夏、商、周三王朝都十分注重戰爭管理主體的文化意識建設，以形成當時人們在戰爭行爲中相互聯結和維繫過程中的價值、準則，情感、途徑、利益和交往方式。戰爭管理本質上是主體衝突、格鬥及血腥的暴力，在冷兵器時代，人的精神要索，獻身犧牲的自覺性尤爲重要。因此，強化參戰者的信仰、心理、倫理、傳統、風俗、習慣、人際關係、行爲方式以及對管理者的思想特點的研究十分重要。商湯、周姬昌、子姬等注重加強戰爭管理文化的建設，儘管這些建設那時大多蒙上了一層天意上蒼的神秘塵土。
如夏末商初，有一些巫史人員，他們是一批知識者，擅長假神靈意志以欺人。《夏書》曰： “ 官占，唯能蔽志，昆（後）命於元龜 ” （《左傳》哀公十八年），元龜是夏朝巫史集團占卜的遺編。所謂 “ 夏太史令終左出其圖法，執而泣之 ” （《呂氏春秋·先識覽》），是巫史集團中人，測知夏社將亡的歷史性的先兆預言，對當時人們的戰爭文化，從心理、倫理、人心背向等方面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另外，夏王朝後期設有 “ 校 ” 的教育機構，以 “ 五禮 ” 即軍賓嘉吉凶爲教育內容。學子以學和習相結合，倡導戰爭管理信仰與精神規測，商、周繼之，可見其影響深長。
在殷商，商人從戰，每戰必蔔，他們迷信鬼神，以借助戰。而今出土的近20萬片甲骨，幾乎全是卜辭。盛行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的現象，一方面是氏族血緣關係殘餘的反映和生産力的極爲低下，另一方面，商王朝又藉故用天神、地祗、人鬼的迷信崇拜，形成其特有的戰爭管理文化，以加強對軍事主體意識和行爲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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